“焚書坑儒”是出版管理的誇張帽子
 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稱,政府主管部門下達內部通知,要求將餘英時、九把刀的書全面下架,野夫、茅於軾、張千帆、梁文道、許知遠等的書不予出版。這一爆料導致網上形成了一個輿論熱點,有人宣稱這是新時期的“焚書坑儒”。到12日晚上,媒體無法證實這一消息的真偽,官方也未有人出面回應。
  不過有不少人傾向於認為“無風不起浪”,比如認為至少上述名單中的部分人個人著作出版形勢“不妙”,是很有可能的。
  這種分析彙集了以下事實:所提著者中有的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,但熱衷於與中國有關的政治,如公開支持當前香港反對派的“占中”、或者支持“台獨”等。有的是大陸學者,但長期反對大陸的主流政治主張和價值觀,推動“政治異見”文化。如果官方限制他們的影響力,這樣的治理信號中國社會並不陌生。
  本文無法就上述傳聞的真偽給出額外信息,我們只是想分析該傳聞與中國政治現實之間的內在邏輯。
  首先,中國出版界這些年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開放,一些“爭議人士”在書籍出版領域所擁有的空間,是相對比較大的。他們的空間應當說是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敏感部位,需要他們本人認真把控。
  客觀而言,在中國熱衷政治除了要有熱情外,還需要有駕馭複雜性的智慧和誠意。這在官方層面就如此,對於意識形態工作者也是一樣。中國的改革需要新思想、新動力,但中國社會同時對各種顛覆性力量的形成或侵入保持著警惕。任何人如果主觀或客觀上站到了與國家主流政治路線對抗的位置上,他就不應指望自己的影響力會持續上升,不經歷任何波折。
  如果那些推動“政治異見”文化的人自定義為“改革者”,他們就應為維護社會主流政治共識承擔自己的責任,確保自己不成為國家團結的破壞者。這是他們的文化作用能夠隨著社會改革的激流一同前行的底線。
  如果他們要打破這一基本社會規則,把堅持宣揚與國家路線對立的政治主張放在一切考慮的首位,那麼他們就要準備承受來自主流社會的反彈,而且這種反彈多半是令他們不愉快的。
  這是一份選擇,後果很容易預見。舊時代的“焚書坑儒”在中國已不可能重演,但在這個國家,一些“敏感區域”確實存在。它們是普世化的也好,是“時代局限”也好,但它們是中國的現實,是中國保持國家穩定前進能力的一個環節。進入這些“敏感區域”蹚水,決不能是楞頭青,充滿脫離實際的幻想。這裡需要敏銳、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心,需要超越自我、洞察整個社會的理解力。
  其實官方與有政治異見傾向的著者打交道,經驗的積累也並非一帆風順。要求一本書下架而導致該書走紅的情況以往多次發生過。在有些時候,限制某本書的發行更多反映的是官方部門的一種態度。
  不管怎麼說,與一個體制格格不入,直至與之對抗,同時又要在該社會裡暢行無阻,獲得主流鬥士的影響力,這在什麼社會裡都不現實,更是不可持續的。西方社會也概莫能外。熱衷異見政治的著者們無論對此喜不喜歡,都需對這個鐵律有清醒的認識。▲
(編輯:SN06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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